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助推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和转向高质量发展“双碰头”阶段，迫切需要通过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衡量产业新动能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四新”，即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具有时空并存性、渐进性、艰巨性等内在特质。

　　日前在京发布的《中国产业发展报告2018——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报告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和转向高质量发展“双碰头”阶段，迫切需要通过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我国产业新旧动能转换面临历史机遇

　　报告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和转向高质量发展“双碰头”阶段，迫切需要通过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科技支撑。消费结构升级为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巨大市场空间，改革深化为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制度供给，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创造良好宏观环境。

　　从实践看，我国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创业创新蓬勃发展，产业新动能快速成长;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传统动能焕发新活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产能过剩行业出现恢复性增长;地方探索不断深入，部分地区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

　　制约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障碍

　　报告认为，我国产业新旧动能转换仍然面临诸多障碍，特别是一些体制机制顽疾仍然是制约新旧动能转换的最大掣肘。

　　一是对传统发展的路径依赖，导致新旧动能转换不畅。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认知上的路径依赖，是指认知凝滞，不能摆脱固有思维的束缚;第二，行动上的路径依赖，是指在行动上遵循过去习惯的决策，自觉不自觉的沿袭甚至强化过去的路径。例如，一些地方即使认识到依靠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继续扩张传统产业规模只能带来更加严重的供需结构失衡，但由于长期形成的认知束缚和思维定式，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倾向于遵循惯例，基于经验进行决策很难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新产业新动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摆脱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

　　二是制度环境不够优化，不能适应新旧动能转换要求。近年来我国“放管服”改革力度很大，企业也感受到由此带来的营商环境明显改变，但由于市场主体直接面对的市县和乡镇一级改革不到位，企业仍感到事难办。

　　三是政策碎片化甚至互相冲突，影响政策作用有效发挥。近年来，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但由于部门间各自为政和缺乏统筹协调，政策效果并不理想。第一，政策设计碎片化。截至目前，国家除了对培育新产业新动能出台专门文件和批复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外，对如何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没有顶层设计，各部门、各地方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出台相关举措，导致政策缺乏系统性和碎片化。第二，部门间政策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

　　四是高端要素支撑不足，“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严重制约新旧动能转换。无论是新动能培育还是旧动能改造，都离不开人才、资金、科技等高端要素。从实践看，高端要素支撑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瓶颈。第一，高端人才供给短缺。如目前快速发展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行业面临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的制约，特别是大数据分析挖掘算法、大数据建模等高端人才更为缺乏。第二，创新能力不足和技术转移转化困难，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企业从事科技创新意愿和能力不足。第三，资本“脱实向虚”导致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第四，要素流动不畅影响资源优化配置。

　　报告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亦是产业新旧动能不断转换的过程，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既是一场生产力革命，也是一次生产关系变革，涉及观念理念、体制机制、管理模式、要素投入等多方面重大调整，需要处理好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传统要素提质和新要素培育、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创新成果数量和创新质量“四大关系”。

　　报告建议，针对制约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诸多障碍，要在加大改革力度、破除体制壁垒和政策障碍、优化政府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聚焦发力，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从“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

　　一是改革发力破除体制壁垒和政策障碍。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关键在于体制改革。要围绕制约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大改革力度，创新制度供给，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一，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更好地服务企业和群众，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第二，抓住2018年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契机，大幅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切实打破要素市场和服务业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全面推进垄断行业竞争环节向社会资本开放，取消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为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第三，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第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侵权惩罚性赔偿力度。第五，做好政策协调，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

　　二是创新驱动引领产业新旧动能顺畅转换。首先，明确创新不仅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也应注重推动创新成果加速应用到传统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上。其次，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支持力度。再次，持续夯实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最后，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

　　三是先破后立构建符合“四新”特点的监管新模式。产业新动能大都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之上，具有前瞻性、先导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其发展壮大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体系和宽容的制度环境。因此，应建立和完善包容审慎的监管制度，以鼓励和支持的态度给予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充分的容错空间。

　　四是“量”“质”并举强化要素供给保障。推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要有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作支撑，特别是要按照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要求，增强科技、人才、金融对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支撑能力。首先要增加新生产要素供给。其次要提升传统要素质量。

　　五是扩容提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首先“扩容”，将自贸区成熟可复制的外商管理制度尽快推广到全国，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其次“提质”将外贸战略和政策导向从“大进大出”调整为“优进优出”。